赣西南富田事变
江西富田，省苏维埃所在地。
1930年12月12日深夜。浓浓的夜色笼罩着这个静谧的小镇。几名衣着单薄的红军战士在一座木头房子四周巡视，机警地注视着四周的动静。雪亮的刺刀在黑暗中内烁着冷冷的光芒。
夜愈来愈深，朦胧的睡意渐渐爬到战士们的身上，疲倦之极的战士都靠在墙上，慢慢地闭上了干涩的眼皮。
突然，草丛中一下子冒出几十个人，用枪指住毫无警觉的守卫战士，解除了他们的武装。
原来，这批人是红二十军直属队的战士，由红二十军第一七四团政委刘敌、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率领，前来营救被当作反革命AB团而关押的江西行委成员段良弼、李白芳等人的。
释放了段良弼、李白芳等所谓的“AB团”分子后，刘敌、谢汉昌一不作二不休，又率人冲向省苏维埃政府成员的住处，欲扣押全体苏维埃成员，但一无所获。省苏主席曾山、总前委秘书长古柏闻警而动，得以逃脱。
这就是当时震惊中央革命根据地的“富田事变”。
公允地说，富田事变的发生决非偶然，它是赣西南苏区反AB团过程中各种错误积累的恶果。
事情的起源，还得追溯到这年2月召开的吉安县陂头村联席会议。
赣南地区，在中共赣南特委的领导下，到1929年底，革命根据地已迅速发展到兴国、于都、宁都等县的广大农村，其它各县的农村的游击战争也日趋活跃，党员人数由三千多人发展到八千多人，赣西南红军第二十一、二十二、二十三、二十四、二十五、二十六、二十七、二十八、二十九纵队以及赣东、永丰、宁都、南丰等县的游击队相继宣告成立。
在赣西地区，1929年10月成立了红军独立第五团，同月，延福地区的赣西南红军第三纵队也扩编为江西红军独立第三团，其它各地的红色武装也得到了发展。到11月诞生了临时赣西苏维埃政府。在1930年2月，正式成立了赣西苏维埃政府。
然而在此期间，赣西南的革命斗争因敌人的进攻，也遭受了一些挫折和困难。首先是江西红军第二、四团在兴国作战失利，被迫转移到了赣东，接着是第三团在延福地区屡遭湘敌鲁涤平部围剿，损失惨重。而同时，敌人又派遣特务到根据地进行破坏，妄图颠覆新生的红色政权。地主豪绅也纷纷组织守望队、难民团等反动组织向根据地进攻。光吉安一县，就有守望队200，吉水有100，安福有90，泰和80。在敌人内外夹攻下，根据地的形势一下子严峻起来，赣西南党组织的一部分人产生了严重的悲观情绪。他们迟迟不进行土地革命，在土地分配中又错误地主张以劳动力和耕地能力为标准进行分配；反对将赣西、湘赣边界党的两特委合并组成根据地的党的统一领导机关；反对成立赣西南的主力部队--红军第六军。于是，赣西南的革命形势陷入了低迷的泥潭之中。
也正在这时，红四军前委率红军大部队返回赣西南，不久红五军亦到达赣西，遂于1930年2月7日召开了由红四军前委，赣西赣南特委、五、六军军委参加的联席会议，以解决赣西南眼前革命斗争中出现的许多具体问题。
联席会议共开了四天，到会代表40人。在这次会议及随后举行的赣南工作会议上，代表们分析了以江西为中心的闽、粤、浙、赣、湘五省武装斗争的形势，讨论了扩大红色区域，深入土地革命、发展工农武装等问题，部署了争取江西首先胜利的计划。为了统一领导，成立了总前敌委员会，由毛泽东任书记，毛泽东、曾山、刘少奇、朱德、潘心源五人为常委。
总的来看，“二·七会议”和赣南会议加强了党对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领导，作出了许多正确决议，为中央苏区的巩固和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。但前委作出的“反地主富”的左倾色彩的号召却使根据地的肃反工作复杂化、过激化，导致了大批冤假错案的出现。
2月16日，前委在左倾路线的指导下，用“唯成份论”的观点机械分析了赣西南地区革命形势的低迷状况之后指出：
赣西南党内有一严重危机，即地主富农充塞党的各级指导机关，党的政策完全是机会主义的政策，若不彻底肃清，不但不能执行党的伟大的政治任务，而且革命根本要失败。
联席会议呼吁：
党内革命同志起来，打倒机会主义的政治领导，开除地主富农出党，使党迅速地布尔什维克化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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